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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历史上的唐三彩骏马
作者:管理员    发布于:2016-09-25 00:15:49    文字:【】【】【
摘要:大自然于亿万斯年的时间长河中,在地球上创造了无数生灵。但是动物界里哪个也未能像马那样,将英武和勤劳、剽悍和驯良结合得如此完美。马是人类忠实的朋友和勇敢的伙伴。“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大自然于亿万斯年的时间长河中,在地球上创造了无数生灵。但是动物界里哪个也未能像马那样,将英武和勤劳、剽悍和驯良结合得如此完美。马是人类忠实的朋友和勇敢的伙伴。“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我国的马是自行驯养的,甘肃永靖距今3700多年前的齐家文化遗址中已出马骨,可见这时的先民已知养马。不像古埃及的马,要由喜克索斯人传入;古代日本的马,要由所谓骑马民族传入;更不像新大陆的马,要等到16世纪才由欧洲人用船运去。我国新石器时代中,马骨出的不多,这时养马作何用,还难以确切回答。可是到了商代,马和车已经结合起来。考古工作者在商代车马坑中剥出了完整的车和马,显示出我国古车之科学而严谨的结构和与世界其他地区完全不同的一套独特的系驾法。当以车战为主要战斗形式的年代里,马开始崭露头角。然而随着“操吴科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也会出现“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的情况。那些拉着车子、行动不能自主的马,在战场上的命运是很悲壮的。它们是车的一部分,历史尚未承认其独立的存在。商代造型艺术中所见之马,无论是山西灵石旌介1号商墓出土铜簋外底上铸出的马纹,或陕西延安甘泉下寺湾出土的商代铜马,都是头大腿短,还带着几分普氏野马的模样,甚至曾被误认为骡。西周时,如陕西眉县李村出土的“驹尊”,以及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63号墓出土的玉马,也和上述商马的造型基本相同。根据铭文,“驹尊”是作器者陪同西周懿王行“执驹礼”时,因受赐两驹而铸,其造型无疑应取法当日的良马,却仍然跳不出头大腿短的模式。穆王八骏的名气很大,也不过如《拾遗记》所说,是套在主、次两辆驷马车上的服马和骖马,被御手造父等人赶着“按辔徐行”而已。战国和西汉前期的马俑,如湖北枣阳九连墩出土的铜马、四川绵阳双包山出土的漆马,虽然都是些文物精品,都亟力想表达出骏马的雄姿,无奈受制于马种之特征的局限,使这些造型在今天看来颇难赞一词。后世那类骐骥骅骝,当时的艺术家尚无缘寓目。


  良马的性能有时与国家的命运攸关。战国时骑兵开始投入战场,赵武灵王首倡胡服骑射;可是赵国未曾给后世留下其骑兵的形象资料。现在能看到的战国骑兵是陕西咸阳塔儿坡出土的秦彩绘陶骑俑。骑者戴弁着深衣,跨在光背马上,装备相当原始。1965年,咸阳杨家湾发现了十一个兵马俑坑,其中有六个骑兵俑坑,当时以为是周勃或周亚夫之墓的陪葬坑,后知实为汉高祖长陵的陪葬坑,所以这些骑俑应代表汉初国家级的骑兵部队。他们的着装与塔儿坡秦骑俑并无大殊;战马仍然是头大颈粗的那种类型,只不过在背上加了鞍垫。当时西汉面临北方强敌匈奴的威胁和侵扰,自白登之围失利以后,文、景之世对匈奴一直采取低姿态。匈奴为游牧民族,娴于骑术,要想抵御他们,汉军必须拥有强大的骑兵。从而对禀赋优异的战马的需求,就凸显在汉朝的当政者面前。在被翦伯赞先生称为“很活泼、很天真、重情感的人物”,也是一位具备统帅和诗人气质的政治家汉武帝的指挥下。于以“马邑之谋”为标志的发动全面抗匈战争之前五年,就遣张骞出使西域。他的使命一是结好乌孙,“断匈奴右臂”;二是访求良马。乌孙在今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一带,乌孙马即今哈萨克马的前身,外形与蒙古马相似,仅比蒙古马略高。得乌孙马后,汉锡之以嘉名曰“天马”。但武帝并不满足,又努力引进大宛马。《汉书 ·张骞传》说:“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马,大宛马曰天马。”大宛马的原产地在今土库曼斯坦的阿哈尔绿洲,今称阿哈尔捷金马,简称阿哈马。阿哈马矫健骏逸,体形修长,善于长途奔驰,曾创下 84天跑完 4300公里的纪录。


  由于对良马的高度重视,汉廷在长安城未央宫北阙处的鲁班门外立了一座铜马。《后汉书 ·马援传》说:“孝武皇帝时,善相马者东门京作铜马法献之。有诏立马于鲁班门外,则更鲁班门为金马门。”可见此像是养马学专家东门京设计制作的。所谓“铜马法”应指铜马式。此像虽已不存,但 1981年在陕西兴平豆马村汉武帝茂陵一座陪葬墓的器物坑中出土了一件鎏金铜马,高 62、长 76厘米。此马四体端直,细节准确,更像一具模型,而不像是在地下为墓主人服务的马俑。假若没有依照实物写生的粉本为据,只凭想象恐怕是创作不出来的。以之与现代阿哈马相较,许多方面均颇肖似。出鎏金铜马之墓的主人为汉武帝之姊、大将军卫青之妻、煊赫一世的阳信公主。她的陪葬品中出现天马的马式自不为过。而鉴于公主逝世于元封五年(前 106年)以前,较李广利于太初元年(前 104年)出兵伐大宛之时尚略早。所以有人怀疑阳信墓中的马是否有取法大宛马之可能。但此前汉廷曾遣“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弍师城善马”(《史记 ·大宛列传》),其所持之金马自应是以宛马为样本。由于汉武帝的爱好,大宛马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声名大噪。上层人士对之应不会完全陌生。因此在东门京铜马、车令金马与阳信鎏金铜马身上,大概都会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大宛天马的身姿。


  汉武帝引进了乌孙马、大宛马,虽然在对匈作战中可能发挥过一定作用,但当时的马具等装备却跟不上去。出征匈奴的汉军将士,跨在没有马镫的马上长途行军,冒矢石,接白刃,还要时时防备自己堕鞍落马,艰苦的程度难以想象。所以马大约给汉代人留下了一个过分深刻的印象,否则《说文》对马的解释为什么劈头就说“马,怒也,武也”呢!这种情况直到魏晋时才有所改观。


  这一时期我国发明并普及了金属马镫。模仿一句西方的口头禅:这件器物虽小,但它的意义却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有了马镫的依托,骑士在马上才能真正做到得心应手、控纵自如。比瓦尔说:“像马镫这样一种普通的器具,不但对于全部罗马古代民族来说,一直是闻所未闻,甚至像萨珊波斯那样习于骑射的养马人,竟然也不知马镫为何物。 ”波斯人起先称马镫为“中国鞋”。10世纪中叶,诗人鲁泰基的诗中写道:“我以旧鞋和毛驴而开始自己的生涯,我高升到了过去则必须拥有中国鞋(马镫)和阿拉伯马匹者的行列。 ”骑在备有马镫的马上,骑士和马结合紧密,对马更有感情,会把心爱的坐骑打扮得更美观、更威武。及至南北朝,北魏主要采用包括极具特点的两桥垂直鞍在内的鲜卑式马具。临阵之际,战马且披具装,战士则穿铠甲。这类重装骑兵当时所向披靡。元嘉二十七年( 450年)北魏与刘宋大战,宋军溃败,六州残破。


  《宋书 ·索虏传》总结此次战争的胜负时说:“彼我胜负,一言可蔽,由于走不逐飞。”走指南朝的步兵,飞则指北魏铁骑。东晋、南朝的世家子弟,虽云文采风流,然而缺乏尚武精神。《世说新语 ·雅量篇》说:“阮(庾翼的岳母阮幼娥)语女(庾翼妻刘静女):‘闻庾郎能骑,我何由得见?’妇告翼。翼便为于道开卤簿盘马,始两转,坠马堕地。”此事发生在建元元年( 343年)。可见过江的贵族对骑术何等生疏,连手握重兵、热心北伐的庾翼也不例外。再往后,如《颜氏家训 ·涉务篇》所说:“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 ”“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如此。 ”2005年广西贺州蒋军山南朝墓出土的陶骑俑,一名贵族骑在马上,五名侍者搀扶在前后左右;他简直把骑马当成坐轿子了。此俑正可充颜氏之说的注脚。  


  北朝盛饰之马,颈上覆包鬃,攀胸上饰马珂,尻上饰寄生与鞧铃,鞍鞯之下还悬有垂过马腹的硬质箕形障泥。马珂与障泥早在东汉已经出现,不过那时的马珂比后世略大,而障泥比后世小,接近方形。有意思的是,山东临淄出土东汉画像石上之马,其障泥饰以马纹。而甘肃威武雷台西晋墓出土铜马,也悬有饰马纹的方形障泥。特别是在韩国庆州天马冢出土的新罗桦皮障泥上,同样饰有马纹;是中国古文化影响海东之明显的例证。箕形障泥改变了方形障泥旧制,成为时尚,不仅北朝有,南朝也流行。《世说新语 ·术解篇》说:“王武子善解马性,尝乘一马,着连钱障泥,前有水,终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径渡。”此连钱障泥也必然拖垂得较长,和箕形障泥相仿佛。


  到了唐代,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作战每尚轻骑突袭,马具随之被改进得相当便捷,马饰也装点得很有分寸。比如马鞍,在南北朝后期已对高桥鞍加以改进,鞍桥降低,后鞍桥开始向后倾斜。唐代的鞍面上更出现了适合人体跨坐的凹曲弧度,既方便上马又适于骑乘;从而将“两桥垂直鞍”改造成“后桥倾斜鞍”。这时且不再装配高高的寄生和繁复的鞧铃,只在主要的攀带上饰杏叶。王勃《春思赋》“杏叶装金辔”,说的就是它。杏叶虽是从前代的马珂演变而来,但小巧玲珑,式样众多,除饰以卷草、宝相花等植物图案的以外,也有铸出鸾鸟、鸳鸯、麒麟、狮子等动物图案的,其中不乏造型优异的佳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障泥,唐代讲究用锦制障泥,其上部掩于鞯内,下垂部分一般不超过马腹。李白诗“银鞍白鼻,绿地障泥锦”,刘复诗“晓听钟鼓动,早送锦障泥”;均强调制障泥用锦。骏马配上锦障泥,更显得英姿勃勃。并由于唐代以突厥马和回纥拔野古部“筋骼壮大,日中驰数百里”之马进一步改良原有品种,所以唐马性能优异,马具精善。反映在艺术品中,这时不仅出现了如昭陵六骏、乾陵翼马等大型浮雕和圆雕,各地唐墓所出成百上千的三彩陶马俑也各有妙趣。它们或行、或立、或长嘶、或啮膝,很少见到程式化的僵硬与板滞。它们是明器,是只能在送葬途中展露一下的作品,但却把这个时代中对骏马的追求集中浓缩、摄于其身。充盈在肌体中的美感,千载以下,犹能以当年的磅礴激情,直击今日之观者。


  不过,在共同的时代风格笼罩下,它们还各有自己的特点,所以仍不妨加以比较,从中选出更为完美之作。首先,一大批细部含糊的小马俑要淘汰掉。其次,造型上有缺陷、比例有失调之处者亦不能入围。摘金折桂,笔者看中了两匹陶马,一是西安南何村唐 ·鲜于庭诲墓出土的白釉陶马,二是洛阳关林120号唐墓出土的黑釉陶马。它们都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藏品。这两匹马均颇高大,西安的白陶马高 54.6厘米,洛阳的黑陶马高66.5厘米。虽均属三彩器,但与一般釉色斑驳的作品不同,更富于写实感。白陶马气宇昂藏,骨肉亭匀,马鬣剪出官样的“三花”,辔头、攀胸和后鞦的革带上饰以小金扣、杏叶和金铃,马鞍上覆盖着深绿色的鞍袱,通体透露出高贵的气质。白居易诗:“翩翩白马称金羁,领缀银花尾曳丝。毛色鲜明人尽爱,性灵驯善主偏知。”吟咏的对象仿佛就是它。洛阳的黑陶马之四蹄为白色,有些像昭陵六骏中的“白蹄乌”。它的体形粗犷,胸部肌肉饱满,昂颈侧首,仄目而视,隐含猛气,不怒而威。但迎风顾盼,仿佛若有所待。李贺诗:“龙脊贴连钱,银蹄白踏烟。无人织锦韂,谁为铸金鞭。 ”“催榜渡江东,神骓泣向风。君王今解剑,何处逐英雄!”就是这匹黑马的写照了。  


  鲜于庭诲墓的年代为开元十一年( 723年),关林 120号唐墓可能略晚些,但也不会迟于盛唐。处在这样一个繁荣富庶的时代里,妇女的好尚是“曲眉丰颊,大髻宽衣”,马也应当膘肥体壮。然而诗人杜甫却偏爱瘦马,他看中的马是“锋棱瘦骨成”,是“不比俗马空多肉”。他指摘“干(韩干)唯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连写字他也主张“书贵瘦硬方通神”。但这种癖好并不代表当日的时代精神,那时独步一世的大书法家颜真卿,就是以壮阔腴劲的笔法写出了其不朽的声誉。而上述西安和洛阳的两匹陶马,其奔逸之气也正透过那丰硕的身躯从体内的秀骨中辐射出来。只有这样的马才称得上是“意态雄杰”,才称得上是“须臾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那幅有后主李煜题识的韩干“照夜白”不正是如此吗?乾隆评之为“丹青曹霸老,画肉亦应难”,尚不失为平实之论。


  可是画马也不能只追求“多肉”,宋元画人在这方面似有所失。李公麟的“凤头骢”、“好头赤”等,总使人觉得它们太胖、太圆浑,而腿嫌短。赵孟、赵雍等父子、祖孙所绘之马,更一直沿着这条斜线在滑坡。明·刘溥《赵松雪画马诗》云:“王孙画马世无敌,一画一回飞霹雳。千里长风入彩毫,平沙碧草春无迹。”就不晓得是从哪个视角得出的观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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