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玉雕，是以上海为中心地区的玉石雕刻艺术风格的派系。海派玉雕善于运用各类玉石的天然形状和不同色泽，因料制宜、因材施艺，造型挺秀，形成了玲珑剔透、俊俏飘逸的“海派”艺术风格，海派玉雕与“北派”、“扬派”、 “南派”等并称中国玉雕的四大流派作为中国玉雕的四大流派之一，它形成于十九世纪末，兴盛于二十世纪初，在当下玉雕艺术中依然有很强的影响力。

　　海派风格缘起

　　“海派玉雕的发展，应该说是苏帮、扬帮的雕刻对上海的影响而开始的传承，它实际上最早是建立在扬州、苏州的师傅在上海发展基础上的”钱振峰说。

　　钱振峰，1975年进入上海玉石雕刻厂工业中学学习玉雕，入玉雕行业30余年。历任上海玉石雕刻厂雕刻技工、副厂长，上海工艺美术商厦总经理，上海工艺美术品服务部有限公司总经理。可以说，他也是海派玉雕发展的见证者。

　　历史上，19世纪中期的上海是中国和世界贸易的重要港口，长三角包括苏州、扬州及周边地区的玉器制品都是通过上海这个口岸向国外输出，当上海发展成为玉器制品最重要的输出港口之后，苏州、扬州等大批玉雕艺人涌入上海，开始在上海寻找新的发展空间。

　　玉雕师傅们、工匠们涌入了上海，在这个地区生活、工作、发展，当时如著名的古董风格玉雕大师王金洵、傅长华、尤洪祥，人物、动物雕刻大家杨恒玉、胡鸿生、顾咸池等为代表的玉雕艺人在上海特定的文化氛围中，汲取了新的文化营养，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玉雕风格——海派风格。

　　“苏”、“扬”玉雕各自沿袭了当地的传统技艺特色。当时，上海玉雕业中，主要适应洋人需求而生产制作的被称为“洋装派”，扬州帮艺人生产以摆设玉器为主，多属“洋装派”;而苏州艺人专做玉首饰、花饰，以玉首饰和把玩件为主，被称为“本装派”;另有一支专做青铜器造型以及仿秦汉以来古玉为主的，被称为“古董派”。

　　20世纪30年代，上海玉雕摆件类作品已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随着《翡翠珍珠塔》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得最高奖，代表高艺术水准的上海玉雕，一时间可谓名动天下。

　　由兴转衰：被市场淹没的上海玉雕厂

　　谈及海派玉雕的发展，上海玉石雕刻厂(以下简称上海玉雕厂)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键词。上海玉雕厂,这支被称为中国玉雕界“黄埔军校”的国有企业，目前几乎所有上海著名的老一辈玉雕大师都自这里出师，而从1960年上海玉雕厂的起步开始，至70-80年代玉雕出口的顶峰时期，再至90年代市场对于传统玉雕厂的冲击，一大批前沿技术工人随市场而“出走”，直到今天，上海玉雕厂的“低速”运营状态，上海玉雕厂的兴衰往事，成为海派玉雕行业真正走进市场化的一个缩影。

　　20世纪60年代以后，外销的需求带动了整个玉雕行业的发展，加之国家重视人才培养和雕刻装备的改进，海派雕刻行业发展迅速。据资料显示，80年代末，上海地区玉雕行业从业人员逾2000人，作品品类达200多种。

　　而当时，海派五大类雕刻品种中的炉瓶器皿、人物佛像、花鸟、走兽和天然瓶都已初具规模。

　　钱振峰回忆说，那是海派玉雕最为兴旺的时代：“虽然跟现在比规模不大，但是在全国的影响力也不亚于我们当今，上海玉雕厂是国营的，六十年代它是全国的十面工业红旗之一，当时树立了一个标兵，也涌现了一大批玉雕的师傅。而我们传统的五大类雕刻产品，当时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在全国已经具有影响力。”

　　当时，海派玉雕也涌现出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万水千山》、《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等一批既体现海派玉雕高超雕刻技艺和当代精神的作品。

　　1962年，历时3年，由“三绝艺人”魏正荣领衔设计、13位雕刻技师合作雕刻的巨型密玉《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重量超过2500公斤，艺人们运用了圆雕、浮雕、透雕等技艺，生动刻画了我国41名登山队员的英雄壮举，作品被周恩来总理誉为国宝。

　　1979年，在一块重达7300多公斤的罕见巨型青玉上，萧海春、韩国卫、朱宁芳、许康先、虞龙喜等20余位当代最为杰出的大师和雕刻技师，设计制作了高2.6米、宽1.4米的《万水千山图》，再现了红军长征气势磅礴的历史画卷，成为海派玉雕的又一巨作。

　　当时，海派五大类雕刻品种的价格也因翡翠价格昂贵，则更受到了国外客户所亲睐，随着改革开放，上海玉雕厂专门成立了卖品部，把原先主要接待旅游观光者的卖品部，扩展成一个对外商场，而后，一直以生产炉瓶器皿、人物佛像、花鸟、走兽和天然瓶等传统的五大类雕刻产品的上海玉雕厂也成立了小件车间，生产以各种各样玉石组合的乐器、二胡、西洋乐器24件、中国乐器12件等等系列产品。

　　外销行业的供需当时决定了海派玉雕的发展方向，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上海玉雕厂的外宾商场已经成为整个上海滩上旅游行业很出名排头兵，这个外宾商场还有一个蒙古烧烤BBQ，一年要接待三十万人次的老外游客：“这个在九十年代很少的，我们当时旅游商场一年的收入都是过亿的。” 钱振峰回忆说。

　　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为海派玉雕在行业创新上，迎来了繁荣的新春天。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萧海春，特级工艺美术大师关盛春，老艺人黄德荣、孙英德，工艺美术大师朱宁芳、韩国卫、魏忠仁、朱其发等，有的擅长人物，有的擅长走兽、花鸟、炉瓶器皿，成为海派玉雕20世纪80年代的领军人物。由当时全国最年轻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萧海春设计、最年轻的国家级高级技师张建平雕刻的《珊瑚释迦牟尼降生图》，曾荣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最高奖项珍品金杯奖。

　　但“火红”的背后，对于上海玉雕厂而言，其实也蕴含着更大的隐忧，80年代，玉雕厂的一线工人们纷纷离开国有企业上海玉雕厂，投身香港、台湾私企开设的工厂，成为了上海玉雕行业新的市场变化，他们的纷纷“出走”，不仅成为日后上海玉雕内销的兴旺打下基础，也是海派玉雕从业群体从集体转向个人化的开端。

　　钱振峰回忆说，上海的海派玉雕90%以上都集中在白玉的雕刻上，而当时仅1983年、1984年两年半时间里，上海玉雕厂就外流了170多位的雕刻技术工人，甚至占到了整个一线工人的数量的五分之一，究其原因，和香港的、台湾的私营企业主到内地设厂有关：“当时香港市场比较活跃，内地还比较消息不是太灵通，市场变化也不清楚，当时他们等于在上海玉雕厂边上，开设很多加工厂，导致很多大师的技术外流，有一些是白天在厂里面干，晚上是在家里干。后来干脆，他们就纷纷离厂，当时还有一位资深记者写了一份内参，当时在整个行业当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如今的上海玉雕厂，早已淡出了公众视野，仅处于维持品牌，低效能运作的状态，工厂还保留着，但是其所创造的效益，生产规模都不尽如人意：“上海这一块土地确实是培养人的地方，有一个好的师傅、有一个好的市场，才能把海派玉雕的大气候培养起来。但是不管怎么说，好的技术人才都已经出去了，现在本身师傅技术力量也有限，所以要培养一支好的队伍很难”钱振峰说。

　　走过了兴衰的上海玉雕厂，见证了整个海派玉雕从计划经济转向真正市场化的开始。

　　“出走玉雕厂”：由集体转向个人

　　2004年，国民收入增加、股票成功的投资者与私营企业主为海派玉雕内销的收藏热带来了生机，也带来了内销的兴旺。

　　2006年-2008年国内收藏的的热潮远远超过港台地区，价格远远高于港台地区。这让曾经很多为台湾、香港的老板工作的大师，开始选择自己开设工厂自己制作，这也为这批大师在物质、理念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年台湾的、香港的那些客人来这里开厂，从我们的经营理念、从市场的引导实际上是对我们海派玉雕带来很大的帮助，这一块是不能否认的，这就是市场变化” 钱振峰说。

　　进入21世纪，海派玉雕涌现出一批新秀，他们身上，都或多或少有着“上海玉雕厂”的烙印所在。但是在当今，究竟海派玉雕能够一以贯之、保持与传承下来的特点又是什么呢?

　　钱振峰一句话总结说：海派玉雕的精神在于对于玉雕个性化的创新。

　　“这些大师们的称号都是我取的”，他笑言，这看似玩笑话，但是究以这种海派玉雕大师群体鲜明的个性化特征，他们的创作艺术风格，首先在他们的个人称谓上确实也显而易见：他们当中，既有 “雕刻全才”刘忠荣、“美女鬼斧”吴德昇、“泾精有味”于泾、“雕刻教父”倪伟滨、“铭文大师”易少勇、“十八罗汉”颜桂明、“中西风”翟倚卫和“东方少帅”王平，被誉为海派“八大金刚”。他们异军突起，开创了玉雕行业的新面貌，已成为21世纪海派玉雕的领军人物。

　　“我从没想过自己的作品会上天，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兴奋异常。”2014年11月1日，中国探月工程三期再入返回飞行试验返回器成功在着陆区预定区域降落。在交接仪式和开仓仪式上，全部搭载物品顺利取出。其中，就包括首次登月的中国玉雕：海派玉雕代表人物、中国玉雕大师翟倚卫玉雕《云台清曲》和《云带钟声》。

　　被称作海派“八大金刚”之一的翟倚卫，早年从上海玉雕厂工业中学毕业后进入上海玉石雕刻厂炉瓶车间做学徒，“当年的玉雕炉瓶是上海玉雕的杰出代表，我的美术和雕刻基本功在那时打下了坚实基础。”之后翟倚卫还开始自学美术，渴求创新。他逛遍了上海各大美术馆和博物馆。

　　由于深感存在创作瓶颈，1988年翟倚卫选择赴日留学。1991年回国后，他又机缘巧合地在上海市珠宝玉器市场玉雕部门拜工艺美术大师关盛春为师。在充分了解东方艺术精髓后，翟倚卫又赴瑞典进修，着重考察了瑞典的玻璃水晶制品等民间工艺。

　　“中西风”是翟倚卫的称号，也是他的个性与特点，而且在他看来，这种来自不同文化、不同领域的交汇与融合，也正是海派玉雕的灵魂之所在。一直以来，“海纳”和“精作”是海派玉雕的代名词，海派玉雕以和田籽玉为主，它的“海纳”包容万象——绘画、雕塑、书法、石刻、民间皮影和剪纸、当代抽象艺术……而海派玉雕的“精作”更让人惊异，无论从料色的应用、异想、巧作和精制独具匠心;题材的传承、转化、创新和出挑非常丰富;工艺的理解、发扬、运用和变幻更加神化;思想的发现、嫁接、延续和突破紧跟于时代。

　　“海派就是海纳百川，它特点决定了他的发展，我们海派玉雕和其它地方略有不同，首先制作精湛、讲究工艺的细腻;题材上包容各种潮流，包括西方的、近代的……甚至我们也会把其它工艺美术品借鉴到玉雕上，所以一直以来它就是工艺精美、讲究造型、线条流畅”翟倚卫说。

　　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上海海纳百川的都市气息造就了他的性格，而他说，中西文化、不同领域的交流带给他的是精工良做最初的冲动与感受：“粗犷也好、简约也好、无一不精美、非常注重于工艺的细节，难怕只是剖面、转折、我个人更注重设计感，也是我未来追求的目标。”

　　品牌化：海派玉雕个人市场的开始

　　中国古代，玉被当作美好品物的标志和君子风范的象征。而玉不琢不成器，一块玉，从原料开始，选材、设计、打磨、雕刻多重工艺直至玉雕完成，如何“因材施艺”，结合每一块玉的自然不同材质，完美呈现出玉的质感，提升玉的艺术涵养，这是所有从事玉雕行业的大师们终生要不断面临的选择。

　　“玉雕发展到今天，尤其是这几年经济的发展，我们要试图如何在题材上、表现风格上有所区别。我是创作玉牌为主的，我在创作中，虽然融入了新的元素，也改变了一些传统口彩化的、宗教题材寓意(观音、罗汉)等题材之外，开拓了一些新的题材，包括把当代百姓生活化的题材，融入玉牌中，将普遍平民化的作品、生活场景运用到玉牌的创作中，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但是中国的文化不管怎么形式在变，对于传统文化绘画精神的传统美学、诗情画意、唯美主义的追求这点还是要坚持” 翟倚卫说。

　　他也将自己的爱好——摄影，融入了玉雕创作中的构图中，平面化的方式、结构的装饰性效果，让作品一出来备受好评：“虽然摄影是静态的，但是传达了一种境界和情调。在玉雕上，尤其在浮雕上借鉴摄影的构图，看似容易、但是你要考虑到层次关系、黑白灰关系的处理;、对比度疏密关系的处理，这个不仅很讲究美术的功底，而且也是很有难度的。”

　　“玉牌是中国玉雕很独特的门类，几千年传承的古老艺术，从以前巫玉时代(神玉时代)、到玩玉时代，再到雅玉时代，从最高国家的祭祀活动、礼器、到文人把玩的东西，玉牌是继承了传承美学，陆子冈牌为什么被大家这么崇尚?是因为他将把传统文化画最直接移植到玉牌上，包括我们现在玉牌总体上还是保存着这种形式，以诗、画相结合，但是我们会在题材和诗文上有所不同，陆子冈在当时也是一种创新，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要有创新的思想也要强调个人风格。”

　　对于他的个人品牌的发展而言，而如何让玉更有拥有时尚性，使更多的人年轻人从质感和形式感上更加的喜欢玉雕，也是他所考虑的。为此，他创立了“翟倚卫”和“余佳”两大不同品牌，其中“翟倚卫”是以他个人艺术创作为主的品牌，每年接受为数不多的高端玉雕艺术品定制;“余佳”是流行的时尚饰品品牌，它将中国传统文化和国际时尚饰品概念有机结合，使成为前卫的时尚饰品。

　　“我的个人品牌比较单纯，走的是文人化的道路，代表着个性化的自身的艺术创作和情怀，如果把玉雕提升到艺术创作中来，艺术创作很重要一点，就是自由创作，这是我个人的情怀与追求。”

　　“但是如何让玉雕产业化，让玉雕真正让大众所接受，在传承我们文人精神、美学的前提下，在时尚性、造型性是我们的课题，现在我们做方面的研发，让能够年轻人喜欢、接受的，真正切合当代生活化的东西”翟倚卫谈及创立“翟倚卫”和“余佳”两个品牌的初衷与不同。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不是很对玉雕很有感觉，原因首先是玉雕从形式感上就不太有吸引力” 翟倚卫一语道破现今海派玉雕在面临大众化收藏群体时的难题。

　　“海派玉雕的材质主要是羊脂白玉，本来原料的价格就决定了玉雕的价格很高，从这一点上来说，它是比较小众的收藏群体，但是玉文化如何走大众的道路?可能我们常说大众道路和大众商品会让很多人认为就是廉价的，品质就不能保证。但是我认为，不管做什么东西，便宜的还是贵的，它仅仅是材质的不同，对工艺的要求、质量要求，一定是本着我们始终精益求精的要求，这是需要我们现在打破的理念。”

　　海派玉雕行业个人品牌化的建立，也让一大批已经形成独特个人风格的海派玉雕大师在积累的固定的收藏群体的同时，形成了玉雕行业的“粉丝经济”。

　　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吴德昇看来，这一点，让一向拥有控制主导权的买家与玉雕大师们的身份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如果你要考虑到经济的发展，肯定是市场主导我们去做制作产品，如果你想把玉雕行业做得更好，把艺术品做得更好，那肯定是我们主导这个市场。因为我们讲的是文化，文化带动经济。”

　　同时，对于这些海派玉雕大师们来说，离开了上海玉雕厂，他们找到了适合自身发展的风格和定位，而如何保持个人品牌的延续?如何在传承海派玉雕精神时并保持个人创新?如何让玉雕进入更多的公众收藏、甚至消费领域?这是他们从集体转向个人之后，未来个人发展中依然要面临的核心问题所在，也是海派玉雕真正进入大众市场化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