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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纪念碑浮雕设计者讲述感人故事
摘要：1954年，武汉人民和大洪水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鏖战3个多月，110名抗洪勇士牺牲，终于战胜了有水文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保住了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创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战胜特大自然灾害的奇迹。
“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毛泽东
1954年，武汉人民和大洪水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鏖战3个多月，110名抗洪勇士牺牲，终于战胜了有水文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保住了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创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战胜特大自然灾害的奇迹。
省、市政府于1968年开始设计武汉防汛纪念碑，1969年防汛纪念碑落成于汉口滨江公园。昨日，长江日报记者采访到武汉防汛纪念碑设计组组长袁培煌，和防汛纪念碑浮雕设计者曹国昌。
武汉人民敢于拼搏的精神是战胜大洪水的保证
16日下午，在武昌积玉桥的家里，记者见到89岁的袁培煌老人。
1968年，37岁的袁培煌接到设计武汉防汛纪念碑的任务并担任组长。袁培煌说，1954年武汉抗洪时，他在中山大学建筑系读书，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武汉全市人民投入到抗洪斗争中，并以严明的组织纪律和敢于拼搏的抢险精神，成为战胜大洪水的保证，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他说，1954年的洪水，对武汉来说是很大考验，那时条件比现在差多了，但英雄的武汉人民挺了过来。
防汛纪念碑设计高度一度达到69米。当年他接到任务时，设计高度是37米，缩减高度是从节约出发。当时的设计原则之一是不脱离传统，总体上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类似。
今天，总高37米的防汛纪念碑，临江而立。碑心石上刻有毛泽东亲笔题词：“庆祝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纪念碑基座正面镌刻毛泽东诗词《水调歌头·游泳》。
袁培煌介绍，武汉防汛纪念碑基座左右侧面为武汉人民抗洪抢险大型浮雕，气势雄伟：英雄的抗洪人物群像中，一人手举牌子，上写“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另一块浮雕上，一名抗洪群众举的牌子上写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武汉人民英勇无畏的抗洪精神集中体现在防汛纪念碑基座的这两块浮雕上。
浮雕展示了一座不会被艰难险阻压垮的英雄城市
今年78岁的曹国昌正是防汛纪念碑两座浮雕的创作者之一。曹国昌1966年从广州美院毕业，1968年分配到当时的湖北省手工业管理局工作，当年他又被派到武汉市防汛指挥部办公室，参加了武汉防汛纪念碑的设计创作。
曹国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的老师来自武汉，参加过1954年抗洪，他听老师讲过许多感人故事。当年的武汉人民抗洪，大型机械少，肩挑人抬挖土筑堤，那种不计个人安危、全力以赴的场景在他头脑中逐渐成型。
最后通过并定稿的两块浮雕，第一块“争分夺秒”，是解放军战士和工农群众一起，扛着沙包、麻袋等冲向抗洪前线；第二块“众志成城”，抗洪大军有的在抢修堤防，有的跳入江中筑成人堤挡住洪水。两块浮雕里共塑造了50位抗洪人物，他们的身份是解放军、工人和农民。
曹国昌说，浮雕突出了抗洪前线英雄的武汉人民，展示的是一座不会被艰难险阻压垮的英雄城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里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个国家、一座城市、一个人，总有一些最危险的时刻，需要永远铭记。
对于武汉来说，1954年的洪水就是这样的时刻。那一年，在上游多次分洪、作出重大牺牲的情况下，武汉仍然迎来了长江最高水位，比1931年汉口溃堤水位高出近3米。武汉30万防汛大军已经在风里雨里奋战了一个月，高度疲劳。这一年的7月31日，经过整整一夜的讨论，发布了《武汉市人民政府命令》，其内容包括了“准备万一”。
根据这一命令，“万一在汉口主要堤防溃口不可阻挡时”，防汛总指挥部将用防空警报器发出三短声之后接着持续三分钟的长声，此信号发出时,各街政府和公安派出所，即按预定计划组织人民向安全地方转移；全市所有高地、楼房，不论公有或私有，也不论原为任何机关、学校、部队、企业、团体或个人居住，均由各区人民政府分别掌握，必要时借给灾民和临时转移前来的居民居住。
命令特别强调，所有防汛人员的家属和财产，都应受到优待和爱护，在万一情况下，各级政府和全体人民必须首先把防汛人员的家属和财产安置在安全的地方。
“准备万一”的命令公开下达后，在武汉30万防汛大军中产生了两种思想情绪。“一种是为党和政府对人民的爱护关怀和负责到底的精神所感动，表示决心要确保安全；另一种是恐慌虑家。这时党抓住了积极的因素，向全军传达了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关怀，尤其是对防汛人员家属的关怀，提出‘前方要消灭万一’的口号，并分析了可以取得胜利的有利条件，更加鼓舞了全军的斗志，大家纷纷提出保证，表示决心消灭‘万一’，使市政府命令起到了鼓舞士气的积极作用。”
这段内容出自《防汛斗争中党的政治工作总结》。用今天的话说，这篇《总结》真是干货满满，也不避讳问题：防汛开始时，大家斗志高昂，但是对斗争的长期性、艰苦性认识不足，有各种“临时观点和个人打算的思想”；军校学生和工程部队认为突击一下就可以回去，“不安心长期留在堤上”；建筑工人有“打短工思想”，技术工人不愿干泥巴活；农民牵挂着家里的地；学生和机关青年初上战场有些“招架不住”；大家对军队式生活不习惯，完成第一期任务之后“要求撤兵”思想普遍产生……
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都是从“实事求是”开始的。党组织在斗争的每个阶段，都看到了现象、趋势和问题，都有针对性的部署和措施。比如开展“立功运动”，指出立功运动是发挥革命英雄主义、提高战斗情绪和教育群众、组织群众一种很好的政治工作形式。极易为群众所接受，而又较易评定，立功的条件不宜过严，不求全面，有一技之长、一事之长均可立功。提出“人人立功、事事立功”的口号后，就形成了极其广泛的群众运动。
当长达3个月的防汛斗争结束时，这支大军已经锤炼得如钢似铁。
当年10月8日，为庆祝防汛斗争胜利，《长江日报》发表了社论《跟着共产党走就是胜利》。社论说：“三个多月的防汛斗争，是武汉解放五年来决定全市人民生命安危的一次斗争，是对党在武汉地区五年来的工作的一次极其严重的考验，也是对武汉人民觉悟程度的一次极其严重的考验。斗争的胜利结束表明了：武汉市的党和人民，是经得住任何严重考验的，党和人民群众紧密团结的力量，是足以战胜任何困难的。”
他们准备了“万一”，这是1954年的底线思维；他们消灭了“万一”，这是1954年的奇迹。
防汛功臣蓝聚星受访回忆：带着棉被下水堵管涌
在武汉市水务局的档案室里，沉睡着一本发黄的册子，这是1954年防汛胜利后，由武汉市防汛总指挥部编印的《1954年武汉防汛文献汇编》，前面提到的《防汛斗争中党的政治工作总结》就收在这本书中。这部《汇编》中收录了各种重要文献、报告、防汛工作法规，以及市防汛总指挥部组织系统表、防汛功臣、防汛烈士名单、防汛大事记等。
长江日报记者戴上手套小心翼翼翻阅这份发黄变脆的档案，突然发现里面夹着一张2001年的来信。写信人蓝聚星，为洛阳市园林局工程师，1954年以武大学生身份参加防汛获得二等功臣称号，也因此落下病根，为此申请提前退休，并承认其贡献。但他的功臣奖状遗失，于是致信武汉市防汛总指挥部，希望找到自己当年立功的凭证。
记者注意到，在信纸右下角有一行不同笔迹、墨色的小字注明：“2001.6.19已查到。”没错，“蓝聚星”的名字在《1954年武汉防汛文献汇编》第329页上，他隶属汉口第四防汛指挥部，该部有特等功臣1名，一等功臣9名，二等功臣104名，三等功臣461名，每一个功臣都有名字，都上了书。
“蓝聚星”是谁？当年做了什么？他还在世吗？经过一番周折，长江日报记者联系上了他的家人，老人还在世，只是耳朵不大好。他女儿向记者转述了老人当年的故事。
蓝聚星，1930年出生，当过兵，1953年考入武汉大学水利学院。1954年，水利学院派出200人到防汛前线去参加技术工作，大二学生蓝聚星就是其中之一。他工作的地点就在江汉关附近。当时，江面已经高出堤内路面3米，大浪一个接一个，蓝聚星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用木头做成木排，再以铁锚固定，给大堤防浪。当时的要求是，水涨一尺，堤长两尺，大家三班倒。
蓝聚星会游泳，因此多次下水探测管涌，他的病根就是这时落下的。有一次他发现了管涌，带着棉被就下去堵孔。防汛结束后，他被评为二等功臣。
后来，他毕业被分配到水电部，远赴东北修水电站，此后每隔五六年就要搬一次家，去建下一个水电站，还参加过北京密云水库的建设。他的功臣奖状，就是在一次次搬家中丢失的。1986年，他回到故乡洛阳。在1954年最紧张的那三个月里，武汉有15900多人被评选为功臣，蓝聚星，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不会忘记这些英雄，他们在1954年为武汉拼过命。
乐金元是中南第二工程公司的建筑工人，被分配在汉口第一防汛指挥部第二工段第三大队一分队抢险队的下水班工作。
1954年7月27日上午，他和同志们在狂风暴雨交加、洪水浪头翻天的险恶情况下，跳到水里去检查堤防，一共检查出了十几处堤防的漏洞和裂缝，大家就拉麻袋、搬石头来抢险。乐金元正在搬一块一两百斤重的大石头时，一个大浪打过来，将另一个背石头的同志打倒，那个同志背的大石头滚下压到乐金元同志的手指上。手指立刻被压断，他还是继续工作。同志们发现后，赶紧拉他上来，把他送到医务所，在进行缝合手术时他还对同志们说：“我不痛，你们快去抢险吧！”“没有什么关系，少一个指头算什么，只要武汉能保住！”
韩友梅，女民工，当年20岁。1954年7月8日下午，舵落口正街52号后门的一段堤脚下发生浸水现象，堤脚下通江的阴沟裂开，碗口粗的一股水不断地往堤里涌。好多人跑来抢救，都没有什么大效果。情况很紧急，不把水堵住，水会把堤脚下冲刷空，使堤身溃倒。想要把水堵住，就必须下水去把堤外的沟口塞住，但这一带流水急，水又深，沟口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很多在场的人都迟疑着不敢下水，眼看着水越浸越多。
这时，韩友梅和另一个女青年李菊香听到消息赶来了，看清情况之后，韩友梅和李菊香就决定下水去抢救，大家怕她们发生危险，想劝她们别下去。但韩友梅第一个跳下了水，李菊香也马上跟着下去了。她俩在水里站也站不稳，浪掀起来能淹着她们的头顶，她们一点也不畏缩，坚定地在水里找沟口，堤上的人都被感动了，很多会水的人也跟着跳到水里去，齐心合力找到了沟口，而且很快就堵住了沟口。
当年18岁的女子袁秀珍，是武汉惠济区合作乡乡长，在1954年防汛期间，她担任汉口第一防汛指挥部合作段副段长、抢险大队队长。在防汛时期经常要动员民工200到500人上堤，农民居住分散，绝大多数都是灾民，可是只要把任务交给她，她就能保证按时有如数的民工上堤。需要的民工数量不一，有时多了，有时少了，民工不满，她就耐心地说服。她又随时关心群众的生活和要求，如发现民工的工费发放迟缓，她就马上向领导提出意见，从而得到解决。
转载自长江日报
1954年，武汉人民和大洪水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鏖战3个多月，110名抗洪勇士牺牲，终于战胜了有水文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保住了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创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战胜特大自然灾害的奇迹。
省、市政府于1968年开始设计武汉防汛纪念碑，1969年防汛纪念碑落成于汉口滨江公园。昨日，长江日报记者采访到武汉防汛纪念碑设计组组长袁培煌，和防汛纪念碑浮雕设计者曹国昌。
武汉人民敢于拼搏的精神是战胜大洪水的保证
16日下午，在武昌积玉桥的家里，记者见到89岁的袁培煌老人。
1968年，37岁的袁培煌接到设计武汉防汛纪念碑的任务并担任组长。袁培煌说，1954年武汉抗洪时，他在中山大学建筑系读书，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武汉全市人民投入到抗洪斗争中，并以严明的组织纪律和敢于拼搏的抢险精神，成为战胜大洪水的保证，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他说，1954年的洪水，对武汉来说是很大考验，那时条件比现在差多了，但英雄的武汉人民挺了过来。
防汛纪念碑设计高度一度达到69米。当年他接到任务时，设计高度是37米，缩减高度是从节约出发。当时的设计原则之一是不脱离传统，总体上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类似。
今天，总高37米的防汛纪念碑，临江而立。碑心石上刻有毛泽东亲笔题词：“庆祝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纪念碑基座正面镌刻毛泽东诗词《水调歌头·游泳》。
袁培煌介绍，武汉防汛纪念碑基座左右侧面为武汉人民抗洪抢险大型浮雕，气势雄伟：英雄的抗洪人物群像中，一人手举牌子，上写“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另一块浮雕上，一名抗洪群众举的牌子上写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武汉人民英勇无畏的抗洪精神集中体现在防汛纪念碑基座的这两块浮雕上。
浮雕展示了一座不会被艰难险阻压垮的英雄城市
今年78岁的曹国昌正是防汛纪念碑两座浮雕的创作者之一。曹国昌1966年从广州美院毕业，1968年分配到当时的湖北省手工业管理局工作，当年他又被派到武汉市防汛指挥部办公室，参加了武汉防汛纪念碑的设计创作。
曹国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的老师来自武汉，参加过1954年抗洪，他听老师讲过许多感人故事。当年的武汉人民抗洪，大型机械少，肩挑人抬挖土筑堤，那种不计个人安危、全力以赴的场景在他头脑中逐渐成型。
最后通过并定稿的两块浮雕，第一块“争分夺秒”，是解放军战士和工农群众一起，扛着沙包、麻袋等冲向抗洪前线；第二块“众志成城”，抗洪大军有的在抢修堤防，有的跳入江中筑成人堤挡住洪水。两块浮雕里共塑造了50位抗洪人物，他们的身份是解放军、工人和农民。
曹国昌说，浮雕突出了抗洪前线英雄的武汉人民，展示的是一座不会被艰难险阻压垮的英雄城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里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个国家、一座城市、一个人，总有一些最危险的时刻，需要永远铭记。
对于武汉来说，1954年的洪水就是这样的时刻。那一年，在上游多次分洪、作出重大牺牲的情况下，武汉仍然迎来了长江最高水位，比1931年汉口溃堤水位高出近3米。武汉30万防汛大军已经在风里雨里奋战了一个月，高度疲劳。这一年的7月31日，经过整整一夜的讨论，发布了《武汉市人民政府命令》，其内容包括了“准备万一”。
根据这一命令，“万一在汉口主要堤防溃口不可阻挡时”，防汛总指挥部将用防空警报器发出三短声之后接着持续三分钟的长声，此信号发出时,各街政府和公安派出所，即按预定计划组织人民向安全地方转移；全市所有高地、楼房，不论公有或私有，也不论原为任何机关、学校、部队、企业、团体或个人居住，均由各区人民政府分别掌握，必要时借给灾民和临时转移前来的居民居住。
命令特别强调，所有防汛人员的家属和财产，都应受到优待和爱护，在万一情况下，各级政府和全体人民必须首先把防汛人员的家属和财产安置在安全的地方。
“准备万一”的命令公开下达后，在武汉30万防汛大军中产生了两种思想情绪。“一种是为党和政府对人民的爱护关怀和负责到底的精神所感动，表示决心要确保安全；另一种是恐慌虑家。这时党抓住了积极的因素，向全军传达了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关怀，尤其是对防汛人员家属的关怀，提出‘前方要消灭万一’的口号，并分析了可以取得胜利的有利条件，更加鼓舞了全军的斗志，大家纷纷提出保证，表示决心消灭‘万一’，使市政府命令起到了鼓舞士气的积极作用。”
这段内容出自《防汛斗争中党的政治工作总结》。用今天的话说，这篇《总结》真是干货满满，也不避讳问题：防汛开始时，大家斗志高昂，但是对斗争的长期性、艰苦性认识不足，有各种“临时观点和个人打算的思想”；军校学生和工程部队认为突击一下就可以回去，“不安心长期留在堤上”；建筑工人有“打短工思想”，技术工人不愿干泥巴活；农民牵挂着家里的地；学生和机关青年初上战场有些“招架不住”；大家对军队式生活不习惯，完成第一期任务之后“要求撤兵”思想普遍产生……
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都是从“实事求是”开始的。党组织在斗争的每个阶段，都看到了现象、趋势和问题，都有针对性的部署和措施。比如开展“立功运动”，指出立功运动是发挥革命英雄主义、提高战斗情绪和教育群众、组织群众一种很好的政治工作形式。极易为群众所接受，而又较易评定，立功的条件不宜过严，不求全面，有一技之长、一事之长均可立功。提出“人人立功、事事立功”的口号后，就形成了极其广泛的群众运动。
当长达3个月的防汛斗争结束时，这支大军已经锤炼得如钢似铁。
当年10月8日，为庆祝防汛斗争胜利，《长江日报》发表了社论《跟着共产党走就是胜利》。社论说：“三个多月的防汛斗争，是武汉解放五年来决定全市人民生命安危的一次斗争，是对党在武汉地区五年来的工作的一次极其严重的考验，也是对武汉人民觉悟程度的一次极其严重的考验。斗争的胜利结束表明了：武汉市的党和人民，是经得住任何严重考验的，党和人民群众紧密团结的力量，是足以战胜任何困难的。”
他们准备了“万一”，这是1954年的底线思维；他们消灭了“万一”，这是1954年的奇迹。
防汛功臣蓝聚星受访回忆：带着棉被下水堵管涌
在武汉市水务局的档案室里，沉睡着一本发黄的册子，这是1954年防汛胜利后，由武汉市防汛总指挥部编印的《1954年武汉防汛文献汇编》，前面提到的《防汛斗争中党的政治工作总结》就收在这本书中。这部《汇编》中收录了各种重要文献、报告、防汛工作法规，以及市防汛总指挥部组织系统表、防汛功臣、防汛烈士名单、防汛大事记等。
长江日报记者戴上手套小心翼翼翻阅这份发黄变脆的档案，突然发现里面夹着一张2001年的来信。写信人蓝聚星，为洛阳市园林局工程师，1954年以武大学生身份参加防汛获得二等功臣称号，也因此落下病根，为此申请提前退休，并承认其贡献。但他的功臣奖状遗失，于是致信武汉市防汛总指挥部，希望找到自己当年立功的凭证。
记者注意到，在信纸右下角有一行不同笔迹、墨色的小字注明：“2001.6.19已查到。”没错，“蓝聚星”的名字在《1954年武汉防汛文献汇编》第329页上，他隶属汉口第四防汛指挥部，该部有特等功臣1名，一等功臣9名，二等功臣104名，三等功臣461名，每一个功臣都有名字，都上了书。
“蓝聚星”是谁？当年做了什么？他还在世吗？经过一番周折，长江日报记者联系上了他的家人，老人还在世，只是耳朵不大好。他女儿向记者转述了老人当年的故事。
蓝聚星，1930年出生，当过兵，1953年考入武汉大学水利学院。1954年，水利学院派出200人到防汛前线去参加技术工作，大二学生蓝聚星就是其中之一。他工作的地点就在江汉关附近。当时，江面已经高出堤内路面3米，大浪一个接一个，蓝聚星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用木头做成木排，再以铁锚固定，给大堤防浪。当时的要求是，水涨一尺，堤长两尺，大家三班倒。
蓝聚星会游泳，因此多次下水探测管涌，他的病根就是这时落下的。有一次他发现了管涌，带着棉被就下去堵孔。防汛结束后，他被评为二等功臣。
后来，他毕业被分配到水电部，远赴东北修水电站，此后每隔五六年就要搬一次家，去建下一个水电站，还参加过北京密云水库的建设。他的功臣奖状，就是在一次次搬家中丢失的。1986年，他回到故乡洛阳。在1954年最紧张的那三个月里，武汉有15900多人被评选为功臣，蓝聚星，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不会忘记这些英雄，他们在1954年为武汉拼过命。
乐金元是中南第二工程公司的建筑工人，被分配在汉口第一防汛指挥部第二工段第三大队一分队抢险队的下水班工作。
1954年7月27日上午，他和同志们在狂风暴雨交加、洪水浪头翻天的险恶情况下，跳到水里去检查堤防，一共检查出了十几处堤防的漏洞和裂缝，大家就拉麻袋、搬石头来抢险。乐金元正在搬一块一两百斤重的大石头时，一个大浪打过来，将另一个背石头的同志打倒，那个同志背的大石头滚下压到乐金元同志的手指上。手指立刻被压断，他还是继续工作。同志们发现后，赶紧拉他上来，把他送到医务所，在进行缝合手术时他还对同志们说：“我不痛，你们快去抢险吧！”“没有什么关系，少一个指头算什么，只要武汉能保住！”
韩友梅，女民工，当年20岁。1954年7月8日下午，舵落口正街52号后门的一段堤脚下发生浸水现象，堤脚下通江的阴沟裂开，碗口粗的一股水不断地往堤里涌。好多人跑来抢救，都没有什么大效果。情况很紧急，不把水堵住，水会把堤脚下冲刷空，使堤身溃倒。想要把水堵住，就必须下水去把堤外的沟口塞住，但这一带流水急，水又深，沟口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很多在场的人都迟疑着不敢下水，眼看着水越浸越多。
这时，韩友梅和另一个女青年李菊香听到消息赶来了，看清情况之后，韩友梅和李菊香就决定下水去抢救，大家怕她们发生危险，想劝她们别下去。但韩友梅第一个跳下了水，李菊香也马上跟着下去了。她俩在水里站也站不稳，浪掀起来能淹着她们的头顶，她们一点也不畏缩，坚定地在水里找沟口，堤上的人都被感动了，很多会水的人也跟着跳到水里去，齐心合力找到了沟口，而且很快就堵住了沟口。
当年18岁的女子袁秀珍，是武汉惠济区合作乡乡长，在1954年防汛期间，她担任汉口第一防汛指挥部合作段副段长、抢险大队队长。在防汛时期经常要动员民工200到500人上堤，农民居住分散，绝大多数都是灾民，可是只要把任务交给她，她就能保证按时有如数的民工上堤。需要的民工数量不一，有时多了，有时少了，民工不满，她就耐心地说服。她又随时关心群众的生活和要求，如发现民工的工费发放迟缓，她就马上向领导提出意见，从而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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